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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以來，我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傳播過來的概念，到逐步從國家政策高度引導推進智慧城市創建工作，并寫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歷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全國范圍內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興未艾。智慧城市，這一名詞快速被絕大多數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理念，特別是在信息化行業的積極參與和廣泛推動下，與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時空信息云、政務改革、人工智能和“城市大腦”等相結合，一舉成為全行業的熱詞，被廣泛傳播和使用。在城市領域，讓新理念落地、讓新名詞生機勃勃、讓新事物真正管用，是支持我國經濟新常態、貫徹城市工作會議精神、承載新型城鎮化人口需求和增強城市韌性的內在需要。因此，創建中國特色智慧城市的訴求應運而生。地方城市政府和信息化行業率先開始思考如何挖掘智慧城市的潛能，服務城市治理和民生改善。

中國智慧城市事業經歷近五年的探索，以277個智慧城市試點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讓新理念落地，編制與智慧城市相關的頂層設計、實施方案和若干意見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領導同志牽頭的智慧城市領導小組和智慧城市辦公室；設立了專項經費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設等。試點政策與申報工作的穩步推進，為培育智慧城市創新體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蓋超過1/3縣級以上城市的試點總體格局。

截至2016年6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超過76%的地級城市，總計超過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創建總數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或正在建設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時間，依托國家智慧城市試點，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實踐的啟示中，快速進入吸收借鑒、融合創新推進中國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創建智慧城市的主試驗場。中國的最新實踐得到美國、新加坡、歐盟和金磚國家等的高度關注。

從建設內容出發，試點城市公共信息平臺和公共基礎庫建設進度過半，地下管線與空間綜合管理、綠色建筑、數字化城市管理、無線網絡、智慧社區、政務服務體系、智慧安全、智慧環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點項目完成度進一步提高。當前，北京市朝陽區的移動電子政務（全區各單位開發政務應用納入政務應用商店，并安裝APP，建設“智慧朝陽”）、房山區長陽鎮推行“微服務中心”，打造智慧養老；重慶兩江智慧總部基地，通過智慧應用集群（公眾服務、產業云服務、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觀、智慧環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慶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創新支撐試點建設；貴陽將大數據云服務和智能終端等智慧產業作為城市核心戰略之一，著力打造中國“數谷”；浙江嘉興烏鎮規劃建設“互聯網智慧小鎮”。這些智慧應用和智慧戰略正快速改變市民的生活與工作，為城市巨系統的結構完善和功能升級提供基礎，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試點對城市改變的例證。

2016年11月，繼杭州（2015年6月《杭州市信息經濟智慧應用促進條例（草案）》）和銀川（2016年9月 《銀川市智慧城市建設促進條例》）之后，濟寧成為我國第三個城市開始探索智慧城市的法制化建設，發布《濟寧市智慧城市促進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

在智慧城市試點的帶動下，國內智慧城市建設全面鋪開。2012年7月，全國首個省級智慧城市群綜合接入平臺——“智慧江蘇”門戶平臺啟動并上線。2014年5月，陜西省發布首個省級智慧城市技術規范——《陜西省智慧城市體系架構和總體要求》，對有效引導全省地市、各部門在統一技術架構下開展智慧城市建設起到關鍵性作用。2014年11月，廣東省政府發布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智慧城市群建設和信息化一體化行動計劃（2014-2020年）的通知，明確規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建成珠三角世界級智慧城市群。2016年3月，《長江中游城市群四省會城市戰略合作評估及展望》，提出以武漢、長沙、南昌和合肥為龍頭若干個現代化智能城市，打造長江中游“智慧城市群”。

2016年4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草案文本》發布并公開征集意見，草案在加速建設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推動產業與互聯網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將與科研及公私營機構共同研究建設智慧城市。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負責制定智慧城市的數碼架構和標準，研究包括策略、發展計劃、管治安排、數碼架構和標準、公私營合作模式等。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長遠發展計劃，利用創新及科技解決面對的都市挑戰，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質量。施政報告相關的研究提出應用大數據來驅動香港智慧城市建設。

“十二五”期間，智慧城市的定義、內涵、標準和實施路徑等在全行業得到廣泛探討和界定，據不完全統計，國家層面超過27個部、委、辦、局和行均將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進了地方城市政府相應委、辦、局智慧城市應用思考和行動的同步。“十三五”期間，智慧城市事業繼續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支持綠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設和城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從信息化探索到回歸城市本源認知，對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關重要。下一個五年，我國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約為4萬億元。因此，加快新興技術手段支撐智慧城市建設，緩解城市問題，并進而挖潛智慧城市動能，實現城市智慧轉型的關鍵。

智慧城市自身是創新性極強的城市治理理念，不對當前態勢加快扭轉、實施立法規范、回歸真實創新，去講究平臺思維、求實實在在的感知應用實踐，智慧城市將可能成為短暫時髦的詞匯、城市治理的說辭，造成公共財政在該領域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僅僅是促成了有限的產能落地，持續性難于保障，而建構起智慧城市有機生長的土壤更加困難。在中國推行智慧城市建設，要堅持中國國情、中國特色和中國思維，通過調研國外的經驗發現，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具有鮮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釋放出發達國家無法實現的效能。

從城市科學視角出發，看待智慧城市，并剖析國外經驗，更為強調模式方法理念和思維創新，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創新、產能驅動和解決方案領銜；深刻系統剖析了我國智慧城市事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政府決策角度出發，密切結合國際智慧城市經驗、新型城鎮化內驅動力和信息化行業特征，提出了積極有效的政策建議。對于我國城市政府，乃至國家健全和完善對智慧城市的管理具有參考價值；借鑒“互聯網+”的思維，將“智慧城市+”，進行了充分地情景反演，有機地將智慧城市領域的學術研究與國家政策進行了鏈接，激活了智慧城市的生命力。

認識智慧城市，首先應當是城市，再是智慧，把握住城市規律、因地制宜架構智慧應用。因此，智慧城市，應堅持不斷的基礎創新、跨界創新和適用性創新，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于概念和說辭創新。面向城市真需求，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新常態特征，自上至下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堅持政府主導與引導相結合，是保障智慧城市實踐成功的關鍵。加快扭轉技術和產能先入為主，實施方案制約，甚至決定頂層設計的局面；加快國外經驗學習引入，特別是融合創新思維與精細化智慧實踐，調整不適宜的大平臺、大中心的云思維與做法；加快面向城市真問題的基礎性創新，引導信息化行業有效地服務于城市需求，而不是城市去適應技術和產能，盡快形成能夠回應城市真問題、運營模式可行的解決方案；加快從智慧城市來，到智慧城市去的思維，不去包裝概念，而是用概念下有的新興技術、策略，來幫助城市做好情景反演，從而服務于智慧應用的選擇。

跨界創新，將其作為今后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思維之一，已經具備條件。在智慧城市基礎研究當中，注重多學科的跨界融合，特別是公共管理、法學、信息科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建筑學、城市規劃、產業經濟學、交通與車輛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設當中，注重各委辦局等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協作、協同和杠桿機制的形成，特別是強調“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術”式的大動作等；在智慧城市實際運營當中，注重從交叉需求導向出發，促進新型互聯網和通訊產業應用的有效創新，從基礎理論研究之中提煉出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的精華，從落地建設政府職能的交聯地帶培育出面向剛性需求的有效應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自身的規律，構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維、技術、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進現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學性的提升。如，城市總體規劃，以往的做法是經過有限的資料和實地調研，就開始空間規劃。而現在，可基于海量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構建城市模型，對編制的規劃進行情景分析和預評估，如發現路網等設置不夠合理，可快速在規劃環節全面優化調整，趨近科學理想化。有效解決傳統調研中無法掌握足夠樣本量、無法將跨界大數據整合分析、無法量化計算、無法呈現和分析規劃后的可能場景等缺陷。

智慧城市建設，迫切需要智庫建設支撐，從行業健康發展出發，需要分享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建設及經驗、國外智慧城市經驗案例；國內智慧城市建設的實踐與創新；房地產行業的智慧生態轉型；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城市病”及解決方案等。深度探究我國智慧城市該如何發展，怎樣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本國國情走本土化路線；面對智慧城市的建設熱潮，我國房地產企業如何實現智慧生態轉型；城市發展中存在哪些“城市病”及其發展對策。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背景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如何加快城市管理和運行創新，成為城市建設者與管理者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探究智慧城市的創新與管理以及國內外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理念與實操等問題。

智慧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新常態，中國智慧城市事業的推進，應堅持三個思維的辯證結合：（1）國際新視角。在實施自身智慧城市創新的同時，應動態把握國外智慧城市建設的最新動向、開發思維、產業生態和協同創新策略等，充分借鑒和吸收經驗、規避問題。與此同時，促進在非數據敏感領域的有效合作，促進我國智慧城市應用領域的策略和技術創新；（2）真問題導向。扭轉產能驅動并調整項目、產能驅動的粗放思維，精準針對城市問題和服務城市決策治理，逐步實現用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科學、嚴謹程度來提升智慧城市頂層設計和規劃實施的質量與權重。圍繞城市問題開展智慧治理創新，提振智慧城市戰略的治理魅力與作用；（3）智慧微應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維，對單項領域實施智慧創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點、接觸面上創新，再逐步促進“信息孤島”內核之間的互動融合，審慎、積極地推進智慧應用，補充城市空間思維短板，高效率地實現智慧城市在城市決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產、生活和生態）應用當中不可或缺的價值。

從頂層設計出發，智慧城市必須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創新有機體，從理論基礎、技術研發到創新實踐都處于萌芽階段，不是單項技術、管理和政策創新，而是系統性、多學科和綜合性的集成解決方案。智慧城市在行業不斷細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統籌和集成等特征。因此，開展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編制，在跨界創新思維的啟示下，應當具備：懂城市（規律）、懂政府（職能）、懂信息化（技術）、懂產業經濟（動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創新（促進有效落地和長效運營）。

路徑設計堅持導向性原則和重要問題的針對性，堅持城市問題導向、治理需求導向、適用有效導向和民生導向，通過四個維度，立體化實現雙引擎服務力的構建：（1）政府引導、市場參與是成功構建智慧城市樣板的機制保障。實現有效引導智慧城市事業的科學發展，促進全行業的科學理性認知，促進智慧城市市場的健康持續繁榮，保障智慧城市的新動能在“十三五”能夠全面釋放，服務地方城市發展和創造廣泛的社會就業等目標。（2）科技創新、示范引領是探索智慧城市規模+市場的必然路徑。引領全行業跨界創新，激發相關行業協同創新，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技術方法支撐，并打造智慧城市全流程、全要素和全媒介的交互平臺。助力我國標桿性智慧城市綜合承包商和綜合運營商的打造，加快智慧城市科技業務的規模化和市場化步伐，促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和虛擬現實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空間發展的高度融合與協調。（3）決策咨詢、專家建言是促進城市智慧生態理論體系建設的源泉。依托高質量有市場力的決策咨詢、獨立思考精神有深度、理性思維的專家建言，促進中國特色智慧城市和生態城市的理論體系建設的健康、扎實、有效、準確和理性。（4）激活跨行業、跨平臺、跨部門交流，力促試點向智慧生態融合創新、房地產向綠色智慧轉型、促進城市問題機理與調控的精細化剖析。探討新時期的智慧城市的建設與管理、房地產行業的智慧生態轉型，城市發展問題與瓶頸等問題。

智慧城市建設，應當堅持平臺思維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辦局謀劃，扶持單項實踐的總體戰略，構建智慧城市跨界創新與產城融合示范區。結合對智慧城市當前存在的問題，從地方城市實踐出發，提出九條基本項目建議：（1）從城市細胞入手，著力發展智慧建筑與小區，為智慧社區建設奠定基礎；（2）在城市核心區（重點開發區域）設置智慧城，推廣產城融合概念，重點建設智慧城市孵化器，營造雙創基地；（3）培育智慧城市綜合服務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參與，緩解智慧城市協同創新力度不足的問題；（4）加大人才創新力度，構建創業之城，建設“智城”，創新人才引進與居住配套的重大實施策略；（5）與建設進度相配套，加快編制一批技術導則、綱要和指南等，全面統籌城市的智慧化建設；（6）充分考慮城市邊界、人口、產業等的復雜性，充分用好建設實施的有效要素資源，加快構建城市建設管理的智慧化平臺，并根據建設進度，逐步升級為城市運營綜合平臺；（7）對城市功能進行診斷分析并予以完善，實現規劃信息化創新；（8）率先構建服務于城市決策的動態、可視化和量化的城市決策支持平臺；（9）充分挖掘當地現有的開放資源數據優勢與條件，構建全社會能夠充分訪問、查詢、下載、調用和二次開發的智慧應用創新平臺。

當前無論是智慧城市，大數據還是互聯網+，都要盡可能架構些地方城鎮能用的創新。把數據作為核心，致力于突破，無異于開門就是一座大山，改革創新難度巨大。“城市大腦”的提出，應密切對接城市治理，直接服務城市決策，按照分階段實施和同步考慮信息安全等，從全國城市的基本面來看，應率先建設五個庫，強大城鎮智慧創新的實踐與規劃能力：1、建設案例庫，支持模式創新；2、建設經濟技術庫，支撐不同經濟成本下的實施指南；3、建設共性問題解析庫，突出問題導向，實現針對性，反演剛性需求；4，建設產城融合開發單元庫，服務地方經濟建設并吸納人口；5，建設超現實概念展示庫，集聚未來創新，促進感知傳播。

兩會工作報告曾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環境，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創新應重點從如下四個方面考慮：

（1）智慧建筑從理念到行動，逐步成為建筑領域創新的核心實踐之一。智慧建筑事業應當在充分借鑒綠色建筑模式的基礎上，依托互聯網和大數據思維、技術，快速向標準化、行業性推進。在超過20億m2的既有建筑改造和新建建筑市場中，強化智慧技術的應用，服務我國建筑領域節能減排和居住舒適性的需要。

（2）智慧城市行業協同必須依托龍頭企業聯合體實現加速創新。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行業協同、行業融合和行業集成創新。圍繞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快速集成產業生態圈，并深刻地從供給側改革和用戶需求分析等出發，依托行業性、國家級行業平臺的建設來加速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咨詢服務、建設設計、施工管理、運營維護等板塊的有機銜接。自2011年開始，我國就陸續出現于智慧城市相關的聯盟，截至2015年3月，全國、區域和城市層面的聯盟數量總數約為30個，以全國性和區域性（兩岸、廣東、廣西、四川、陜西等）的聯盟為主，城市（區）層級的聯盟有北京市海淀區、大連市、合肥市等，四川和上海有聯盟直接聚焦社區層面。聯盟建設模式與國外類似，有公共合營、公私合營和私營合營等，支持單位包括工信部、住建部、發改委、教育部和行業協會等，超過一半的聯盟為市場自發運作，無直接的支持單位。在聯盟形式方面，有城市聯盟和協同創新中心等，其中協同創新中心，具有向綜合實體培育的特征。

（3）小城鎮的綠色化智慧化思考、規劃和建設迫在眉睫，需求強勁。在推進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的同時，加大對小城鎮智慧化、綠色化發展的關注和投入，從落實新型城鎮化的高度和市場需求分析，以行業發展的視角來集成研發有針對性的小城鎮綠色智慧解決方案，服務我國總數超過兩萬個的小城鎮和約九百個新城新區。截至2014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20401個，其中建制鎮建成區人口1.56億人，占村鎮總人口的16.40%，鎮區人口在10萬人以上的特大鎮有235個，5萬人口以上的鎮有876個。經濟新常態，小城鎮發展面臨重大且可觀的產能需求。智慧城市作為新型城鎮化推進的三大發展目標，已經在全國超過300個城市全面推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智慧城市建設的主戰場，但是“鎮”層面的智慧建設，略顯不足。與此同時，由于空氣、水和土壤等總體污染嚴重，特別是小城鎮污水處理、垃圾收集、水體和面源污染等問題，綠色建設極為迫切。綠色智慧融合發展，集成創新，強健小城鎮科學發展的規劃路徑目前極為迫切，是我國“十三五”時期，推進深度城鎮化，特別是“鎮”的宜居宜業，進而有效承載就地城鎮化人口的關鍵性補充。小城鎮在就地城鎮化中扮演突出重要的角色，當前，我國新市鎮的規劃建設、有步驟的撤村并點和“大鎮”的架構等，為小城鎮這一城市形態提供了契機。以河北省為例，2016年3月初，《河北省建設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規劃》指出，到2020年,建成1000個中心村(由5000個村合并成)。以小城鎮的綠色智慧化實踐，來進而促進城市和鄉村的智慧化發展，具有中樞性作用。

（4）面向城市全生命周期，建立“規劃-設計-建設-管理”平臺開發、標準化和推廣，是加強對建設工作管理和提高建筑效能的關鍵性抓手。加強該在領域的創新，特別是BIM等應用的政策機會，做實“規劃-建設-管理”平臺，具有全面的行業推廣價值。建設行業自身應通過信息化基礎上的智慧化，來提高管理效能、促進產業升級、實現簡政放權，更好地服務于城市建設、運營和管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著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加快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

（5）以“數字-數據-資源-要素-效益”等為關鍵內容，切實發展智慧經濟，提振并提升產業水平。信息基礎設施、公共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三基”融合改造和建設，構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體系，有效整合資源和公共品，堅持安全可控的技術管理體系，降低城市運營成本。打造智慧城市創新平臺群，扶持智慧經濟與三次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高度融合，快速將互聯網+、物聯網和大數據等與現代服務業的有機銜接和跨界創新。依托城市功能疏解和協同發展的空間和產業契機，著力發展能夠自我感知、自我學習和自我優化提升的智慧經濟，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韌性建設，促進城市在區域產業鏈分工和區域協同發展中處于科學的生態位。